专业官僚制，不仅是16世纪末西欧现代国家崛起的制度载体，也是现代资本主义运转的技术支柱。数百年来，无论政权如何更迭，或经济形态从传统农耕演变为跨国垄断企业，官僚制始终巍然屹立，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技术优越性与坚固性。
官僚化构成了现代人无可逃避的命运——这一洞察虽早见之于黑格尔、马克思与托克维尔，但正是通过马克斯·韦伯极其冷峻而细致的解剖，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。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，韦伯以悲剧性的眼光描绘了现代人落入资本主义“铁笼”的命运；在《经济与社会》中，他冷静地分析了国家官僚制的历史形成与运作机制；而在著名的《科学作为天职》和《政治作为天职》演讲中，他更是直言学术与政治的官僚化趋势，敦促青年人直面这一日常的生存境况。在韦伯眼中，如何抗衡“官僚制生活理念的全面支配”、保留人之为人的尊严，是现代人必须直面的政治与伦理难题。
陈涛新著《难以驯化的利维坦：基于韦伯“国家社会学”的研究》一书，从韦伯的国家问题出发，复原了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图景，探讨从家产官僚制向专业官僚制的转型，以及英国乡绅领导的非官僚化尝试及其后果。值新一代学人的韦伯研究出版之际，三联学术论坛邀请甘阳、侯旭东、李猛、李荣山、陈涛等五位学者，借由韦伯对国家社会学的经典分析，探讨官僚制时代的政治与伦理困境，直面其给现代人带来的多重挑战。具体议题为：
什么是官僚制？它是如何兴起与运作的？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中，官僚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
现代官僚制与传统官僚制的区别何在？关于现代官僚制的历史兴起和运作机制，韦伯提供了哪些经典剖析？
相较于欧洲，中国古代官僚制经历了怎样的独特演进之路？从日常统治形式的宏观对比来看，中国历史提供了哪些不同于欧洲经验的面向？
韦伯思想引入中国四十年，它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什么？今天该如何审视其思想和理论在分析中国问题时的启发与限度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