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性性工作者，历史上常被称为娼妓、妓女。从世界史看，这一职业可追溯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；在中国，较早的制度化记载见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设置“女闾”，即官办妓院，用以增加财政收入、缓和社会矛盾。此后三千年，中国政府长期正式或变相承认娼妓业的存在。民国时期仍有公娼制度，政府允许登记妓院营业、发放执照、划定区域并征税。1949年后，新中国关闭妓院、改造妓女，废除了公娼制度。但制度禁止并不意味着性交易消失，因为国家可以关闭妓院，却无法同时消除令女性进入这一行业的结构性压力。改革开放后，人口流动、下岗潮、城乡差距和消费文化重新聚合，地下性产业再次出现，“妓女”也有了更隐晦的称呼——“小姐”。
从供给侧看，许多女性来自农村或下岗家庭，低技能、高负担，难以在正规劳动市场获得稳定体面收入。潘绥铭在东北的调查发现，许多受访者曾尝试服务员、小商贩、美容美发等多种工作，但这些工作收入低、工时长、管束严。相比之下，性交易来钱快，又因远离家乡而具有一定匿名性。对很多需要赡养老人、抚养孩子、照顾病人的女性来说，这是一种在有限选择中的选择。
从需求侧看，性交易也嵌入了男性消费文化。对一些生意人和地方官员而言，购买小姐服务不仅是生理消费，也是一种社交投资：通过高档场所、包厢、酒水和女性陪侍展示财力、关系与男性气概。小姐因此被放置在权力、商业和男性社交的交界处，不只提供性服务，也提供陪酒、聊天、捧场和情绪劳动。
性行业内部也有明显分层。学者曾概括出二奶、包娼、三陪女、住店小姐、发廊女按摩妹、站街女、下工棚女性等不同层级。越高端，越接近“风流韵事”或“私人关系”；越低端，越容易被称为“卖淫”、被执法系统捕捉。结果是，警察局里更常见的是贫寒的“野鸡”，而非高级应召女郎或权贵的“性秘书”。这反映出性行业内部和社会评价中的双重等级制。
许多小姐是在生存压力下，经熟人、姐妹或老鸨半哄半骗进入这一行。入行后，她们常受老鸨严密控制。所谓“包吃包住包拉客”，表面是照顾生活，实际是控制行动、客源和收入；有些人甚至被扣押身份证。精神上，她们也可能依赖介绍人，将其视为引路人、保护者甚至伴侣。老鸨则反复灌输“你已经不干净”“报警也没人帮你”等观念，使她们即便被抓也很少供出上层组织者。
收入方面，不同层级差异巨大。低端街头交易可能几十到一百元一单，KTV、洗脚城等场所通常数百元，高端场所则可上千元。但小姐往往要被抽走佣金，还可能缴纳场地费、酒水费、介绍费，甚至小费也被迫上交。即便如此，相比进厂打工，这份收入仍有吸引力，只是背后伴随巨大风险。
首先是暴力。研究显示，街头女性性工作者遭遇客人辱骂、殴打、强迫性行为的比例很高，极端情况下还可能被杀害。其次是怀孕和流产。广东五城研究显示，部分受访者曾经历非意愿怀孕，多数选择人工流产，且不少人有多次流产经历。再次是性病风险。安全套使用常取决于客人意愿和价格谈判，而在扫黄期间，安全套还可能被当作违法证据，导致她们减少携带，反而增加公共卫生风险。最后是法律风险，拘留和罚款对低端小姐而言都是沉重负担。
比这些风险更难承受的，是社会羞辱。许多受访者谈到工作时会说“做这行”，避免直接说卖淫。她们害怕邻居、亲友、家人知道，认为自己“不配被爱”。但外界污名并未完全吞没她们的自我理解。很多人把家庭责任当作支柱，认为自己是在养家、供孩子、替家庭扛债。也有研究者发现，她们同样会关心他人、渴望友谊、尊重和平等相待。
一些小姐甚至展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。丁瑜、黄盈盈等人的研究表明，珠三角部分小姐并不把自己简单理解为“出来卖的人”，而是把这一行看作进入城市、改变外貌、积累客户、提升消费能力的路径。有人认为自己是在“经营关系”，有人把做小姐比作做保险、做模特，需要外貌、人际技巧、勇气和眼光。当然，这种欲望主要指向城市生活、金钱和自由，很少包含工作中的性快感。许多人会把工作的性与亲密关系中的性区分开来。
因此，面对地下性行业，单靠“严格执法”无法解决问题。更现实的方向，是从打击逻辑转向治理逻辑：执法重点上移，打击老鸨、妈咪和强迫卖淫的组织者；避免把安全套当作证据，防止执法破坏公共卫生；通过医疗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匿名、低门槛的性病检测和艾滋病预防；面对性工作者遭受的暴力与控制，应建立“先保护、后处理”的机制；对希望离开行业者，提供违法记录封存、技能培训、心理支持和就业帮助。
她们并不高尚，却也不是抽象的“坏女人”。她们可能是往农村寄钱的妇女，是撑起家庭的妻子和母亲，也可能只是贪恋城市灯光、漂亮衣服和一点自由的女孩。一个社会如果只会把她们赶向更深的地下，被关闭的就不只是夜总会和KTV，也包括她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。给她们留一条回到地面的出口，或许才更接近文明社会应有的体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