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5月8日，网红博主“女盲人抱抱盲兔”发布视频，称自己五一期间在北京街头走盲道时被电动车撞，对方还反呛“你不看路啊”。视频迅速传播，浏览量上千万。当天，北京交警联系她，希望提供原视频和联系方式，以便核实处置。但她回应称，视频是“很久”以前拍的，当事人已经道歉。5月16日，北京警方通报，该视频系为吸粉引流而摆拍，已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这件事引发众怒，不只因为它消费公众善意，也因为它伤害了真正处于困境中的视障群体。许多视力残障人士愤怒地表示，一次摆拍，可能让他们今后真实求助时，被更多人怀疑、迟疑地打量。
今天的中国有1731万视力残疾人士。只要闭上眼睛生活半小时，人就能感到被黑暗包围的无助。先天全盲者从未拥有视觉经验，只能通过语言、触觉和社会交流去理解颜色、光暗与形状；后天失明者面对的是“失去”——亲人的模样会在记忆里慢慢模糊，直到有一天，连梦里也看不见。更糟的是，除了生理上的失明，他们还常常承受社会层面的“盲视”。
盲人的第一重困境，是出行。国家早已对盲道建设作出规定，但现实中，盲道经常中断、绕行、被占用。树木、电线杆、车辆、施工围挡，都可能横在盲道上。福州有研究者发现，城市主干道两侧铺着盲道，却连续观察3小时没有盲人使用；相反，住宅区和生活巷道这些盲人更常活动的地方，反而缺少盲道。
出行是一条连续路径：从家门到小区，从小区到马路，再到公交站、地铁站或商场。任何一环断裂，都会带来麻烦，甚至危险。一份278份样本的调查显示，56%的视障者认为盲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作用，56%的盲人出行集中在300米范围内。近年导盲犬视频很火，但不少商场、公园、餐厅仍把导盲犬当宠物拒之门外。更现实的是，全国符合资质的导盲犬只有400多只，远远不够。
信息获取同样艰难。2018年起，官方推广《国家通用盲文方案》，但公共场所盲文系统并不统一，旧盲文又常常不标声调。《人民日报》曾举例，“旗上大书”和“骑上大树”摸起来一样，意思却相去甚远。更多公共空间甚至没有盲文，也缺少音频提示。数字化生活普及后，注册账号、叫车、预约、扫码点餐，都被放进手机里；但许多APP和小程序的无障碍适配仍然粗糙，读屏软件也难以覆盖复杂场景。
这些问题共同压缩了盲人的“空间半径”。他们并非不想出门，而是城市没有给他们足够安全、稳定、连贯的路径。我们也可以回想：上班、上学、买菜、吃饭、逛商场时，真正见到盲人的频率高吗？
把时间拉长，盲人的人生关键节点也处处受限。义务教育阶段，2022年全国适龄视力残疾学生4.18万人，其中约60%在普通学校就读，但许多学校无法提供稳定免费的无障碍教学。低视力孩子可能看不清黑板和教材，只能贴近书本，用放大镜逐字读。数理化图形要靠老师描述，立体几何要在脑中搭建，文言文转成盲文后字形差异消失，只能靠反复练习。普通考生一两页试卷，盲文版可能有90多页。
直到2014年，教育部才首次明确，普通高考有盲人参加时应提供专门协助。此前，他们大多只能参加单考单招，专业选择集中在针灸推拿、音乐表演等少数方向。2015年，盲人黄莺考入武汉理工大学，成为全国首位通过普通高考进入211高校的盲人学生。但之后仍有盲人考生被高校以住宿、便利条件不足等理由挡在门外。
就业更是残酷。2024年央视报道提到，中国超过1700万视障者，能走上社会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，其中大部分从事推拿按摩。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董丽娜曾回忆，进入盲校后，老师和学长反复告诉新生要好好学推拿，因为这是“唯一出路”。但盲人按摩行业内部也存在劳动保障不足、收入低、管理灰色等问题。女性按摩师还可能面对骚扰风险。
至于其他岗位，机会少得惊人。澎湃新闻2019年整理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数据发现，3919份岗位信息中，明确欢迎视障者的只有5份。即便能力匹配，歧视仍可能发生。温州视障青年郑荣权报考南京市盲人学校政治教师岗位，笔试面试均第一，却因视力不符合体检标准被判不合格。他说，自己完全能胜任，“还有谁比盲人更懂盲人呢？”
由此可见，盲人被压缩的不只是出行半径，还有社会半径。他们学习、工作、建立关系的场所，常被限制在盲校、按摩店和少数同类社群中。一项31800名成年视力残疾人的研究显示，视障人士社会参与障碍率高达91.33%。互联网丰富了他们的娱乐和社交，但走到线下，隔阂仍然存在。
多数人并不会主动伤害盲人，也愿意在力所能及处提供帮助。但善意如果缺少制度、设施和持续理解，就只能停留在偶发的搀扶上。盲人之所以很少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并非他们天然属于远方，而是城市、学校、岗位和公共服务，长期没有为他们留下足够的位置。
当盲人难以走进我们的生活半径时，我们也应主动走进他们的人生。正如盲人李娜所说，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世界里，倾听并感受对方的需要。这应当是一个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自觉。
